文 / 胡鸿

 感谢体制，给了我20天的探亲假，可以不急不赶地回老家去探望我仅存的两位老人：母亲和岳母。

在大别山腹地，有两个山头，一个唤做李蟒岩，一个唤做何家山，这“山”和“岩”上分别住着我77岁的母亲和76岁的岳母。一人一个山头，这山望着那山高。两山相隔30里山路，步行得3个多小时，开车得绕弯子，也要40分钟。

母亲病了50多天，一场流感带发了冠心病、胆囊炎、高血压和肺炎。在医院病床上躺着，一天挂六瓶水药，为了照顾同病室的风湿病人，空调不能开，南方暑热加上高烧，母亲在医院里燥不可耐，甚至对医生耍态度：“针不打了，药也不吃了，这把年纪，死得。”医生是熟人，总是好言劝慰。在电话里她也常用幽幽最后一口气的感觉似的发些“人生很空”一类的牢骚。

母亲有4个儿子，我是老大，小40年前就考大学“跳出了农门”，然后一直在北京觅食；老二后我三年也考上了军校，现在是军中著名的长江学者、火箭专家，在西安工作，一年也难得有几天假；老三命苦，自小算命就被看得见的看不见的“先生”断定“没有文曲星”，读书不是他的出路。“没有文曲星”的老三走南闯北地打工，干尽了人世间的各种汗血苦活儿，终于跟夫人在北京创业成功，有了自己的基业，一周也只得一天的休息；老四师范毕业当了老师，在县城安了家，这些年作为中学主管教学的常务副校长，事务繁杂，即使有点空闲，也需要通过打球、钓鱼调适一下职场心绪，陪老娘的时间也不多。说起来，母亲是乡亲们心中“有福的人”，4个儿子个个自立，特别是考大学刚恢复那阵子，一家连着考出了三个“非农”人口，“胡家兄弟”的名声传了方圆几十里。“你现在该享福了”，“你怎么这好的八字啊？”认识母亲的人都这么说。

“空的喂，说起来好听啦!”母亲总是响声响语地回复着，那声音听得出，有得意，有谦虚，还有一点儿矫情。但日子久了，她说的这些话渐渐也变成了真实，她还是这么回复，只是语调婉约、柔软多了。人间话语，就像水，加了生活的咸味儿，就变成了海水，有了沧桑感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一个人住在山上老屋里。我和老二时不时可以接她到北京和西安住一住，她也可以到县城老四家小住一两日，散散心。大前年，她还自己坐飞机去了海南，跟老二一家在风光旖旎的博鳌度假。这也是她向人夸耀的谈资。随着年龄增大，健康每况愈下，她就不愿意出远门了。但是，一个人在山中的日子就非常艰难了。老家所在的村子有30来户人家，青壮年基本常年都不在家，打工去了外地，连孩子都带走了。随着教育资源更加向县城集中，几个留守儿童也被老辈儿带到县城租房子住去了。我们家的老屋在村子的最后，常常是屋前一排房子七八家人口全部<<了，到了晚上，半个村一片死寂。那么爱热闹的一个人，是怎么熬过那些慢慢长夜的？一个人。

“您养只狗吧，狗也算是个伴儿。”我建议了好几次。

“我们家养狗咬人，现在咬一下，几千块！”母亲没有养狗，她养了4只鸡。这几只鸡就成了她说细话儿、倾诉、抱怨、咒骂的对象。

“养儿莫想着能干啊，养个傻儿最享福了。”现在，母亲对客人常这么说。从她现在的状况来说，这话小半儿假，大半儿是真。

老四开车送我回到老屋的时候，母亲不在家。老四自己开了门，两个人动手自己做饭。母亲在我们吃完饭后，回来了。她拖着沉重的两条腿，一步三喘息，悠着气儿说“老大回来了。”病容依在，脸上浮肿，腰背更佝偻了。

“去哪儿了，老娘？”

“隔壁王店金波的女儿考上大学了，我去送个礼。”

“您这个身体还跑什么，不去别人也能理解的。”

“没办法，这么大个家，也算是有名望的，哪能不还礼呢。”

送礼、还礼，礼尚往来，这是老家熟人<<的最大事之一。年年母亲生日，都要办酒，来客7、8桌，这些礼都是要还的。人活一口气，“做人过日子，没人beng是不行的。”这是我父亲的话，他说的beng，是罗田土话，就是人客来得多的意思。爱人客，母亲较之父亲，更胜好几筹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自己扯破片，裤子把得别个穿”，爱好[作者自注：方言，讲礼爱面子的意思]。

要说“享福”，母亲还是沾点边儿。她四个儿子虽说不在身边，但是钱应该不缺。几个儿子每个月都给她“生活费”，老四虽说不能每天守在家里，但周末总是能回家看看。现在政策好，母亲每个月能领到一点移民补助、老年补贴，还有国家给予农业的一些补贴费，再加上看病有农村公费医疗。她每个月拿到的钱照顾生活、顾个人情面子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这些跟小二十年前去世的父亲比，真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因为识字，母亲在银行有自己的账户，电费、话费、医疗卡等等业务，都是他自己跑银行和信用社。前天我陪她去农村信用银行办理医疗一本通，她都是在窗口自己办理，我站在身后看着，虽然她动作慢，但是业务流程还是懂的。银行办事员递出一张单子，要她在上面签字，母亲把单子递给我，让我帮着签。“不行，得自己签。”银行办事员说，小姑娘很冷淡，似乎有些嫌老太太事多。母亲接过笔，在签字处一笔不苟地描上“徐定英”三个字。“写得挺好的嘛！”我必须得夸一句，那个办事员小姑娘也稍微消解了些冷淡，附和着说：“是挺好的。”

母亲一头的汗。

夏末的夜空，繁星万点，凉风拂来，野虫轻唱。屋子左边是一堵土岸，树丛中常有猪獾子拱土，发出哄哄的喘息。在二楼露台上，我陪着母亲拉着家常，盘点大半个世纪以来她生活中的那些经历和曲折，时有几个乡亲来坐一坐，一聊聊到夜深。母亲谈兴很浓，一点困意也没有，这情形提醒了我，她的病其实都是些老年病，比她自己想像的要轻。母亲的病，很大程度上是心病，她太孤独，需要人陪。

这夏夜，谈兴正浓的氛围，于我，于老母，都是万般珍贵，真想把它永远留住。

“天亮好不好？海涛做么事？你回来季石晓不晓得？新民晓得不？国文么时上来？”母亲问。

母亲问的这些都是我几十年的老友，有的是大学时代的密友，有的还是中学时的发小儿。

“他们都挺好的。我没告诉他们我回家。”我说，“这次回来休的是探亲假，主要陪你们两个老太太。”

“哪天去看岳母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岳母住在何家山。那山海拔比李蟒岩还高。一年暑假，我在何家山的山岗上，跟连襟爱平[我叫爱平哥]敞着怀吹风，差点都吹感冒了。我到岳母家的时候，门上也是铁将军把门，老太太不知道又到哪块地里去忙乎了。76岁的人，一个人住在这个山头上，农活儿没少做，种了好几块地的花生、红薯、芝麻和黄豆，菜园里都是各种能够变卖得出钱来的种植。

“板栗能捡就捡，捡不着千万别上树去打。”记得内弟超群大声嘱咐着岳母。

一辈子都勤劳惯了，看到些枯树枝，都要捡回来，做柴火烧。前些日子，她还真为了从树上掰一根枯树枝，把眼睛都砸坏了，到现在视力还受影响。老岳母真的能爬树，她还半是诉苦半是显耀地跟我们说她爬树打板栗的故事。“那么可爱的栗子，不打可惜了，”她说。

岳母育有4女2男，都在外面打拼。4年前，岳父去世后，她就一个人住在新做的小楼里。儿女们接他们去外面住，她总是有不尽的借口：“我走了，猪怎么办？”前些年，她都养猪，那是年猪，过春节时杀掉，儿孙们和来拜年的客人吃。在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，她终于答应不养猪了，但是，鸡还是要养的。
    “鸡怎么办？没得人喂。”这是这两年的借口。

现在我们说起让她去孩子们那里住些日子这个话题，爱平哥和我就抢先帮她回答：“那不行，草头谁挑呢？田谁犁呢？”“挑草头”、“犁田”都是传统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活儿，她现在当然不用去干了。岳母知道我们这么说是故意揶揄她的，只是低头苦笑一下。

岳母好强一生，那么多的儿女拉扯大，想想都不容易。过惯了勤劳节俭的日子，一针一线、一分一厘都是靠一双手去挣来的，到了现在，虽说经济上早就解脱了困境，但是习惯还在。有时候，还为了一些小事，跟那些爱捡便宜的村人闹些小矛盾，生些闲气。

“算了，您现在这么大年纪，那些小事还计较个什么呢？”儿女们没少劝她。

因为村里人本来就少，加上她又不会去掺和那些麻将、跳舞一类的游戏，因此大部分时间里，她不是在田地里、菜园里摸索，就是一个人待在家中。电视节目她只看一个：戏剧。因为不懂得怎么调电视，常常是一个小问题，就几个月不看电视。从我们十多年前带回去的那台二手SONY黑白电视算起，儿女们给他换了好几台电视，家中现在摆了两三台，都是她说的“看不了”的问题电视机。其实，电视并没坏，有的是长期不看，上潮了，有的是频道或制式没调好。为了减轻她的寂寞，我给她买了个小半导体，用卡的，可以存入大量的戏曲节目。于是，就常常有了这样的镜头：老太太倚在椅子背上，把收放机的音量调到最大，里面播放的大都是楚剧的哭调调。《卷席筒》、《五女拜寿》、《何氏嫂劝细姑》、《三姊妹》，剧情一个比一个凄惨，一个比一个深刻地演绎着人间的炎凉世态。老太太一个接一个地听，一遍接一遍地听，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评价着：“三姊妹的戏几苦啊！”老太太一面听，一面打着瞌睡。

听苦戏，一如品苦茶，因为有苦，所以那点“回甘”便是我们咂摸人生的最大乐趣。

“英台儿脾气不好，你是男子汉，要担待些哈。”老岳母不止一次的这么嘱咐我。“英台儿”是我夫人的小名。夫人是直性子，脸藏不住心。我便这样回复岳母大人：“脾气谁都有，吵架的事总是有的，想想这么多年，我们白手起家，苦日子都过来了，一些小矛盾都算么事？”我告诉她。

我和夫人都来自贫寒之家，一穷二白地在京城打拼，结婚时买个二人沙发还是借的钱，最早时连买把菠菜都要记个账，没钱买肉，就攒堆儿买猪尾巴用酱油烧着吃，算是补充脂肪和蛋白。如今，托改革开放的福，算是彻底地摆脱了贫困，步入小康之家。儿子争气，考上了国内顶尖的医科大学，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住院医师。贫贱夫妻，最珍贵的就是那些一起打拼的岁月，这种共有的“历史”，是我们共有的财富。现在想起来，谈起来，就像苦戏苦茶的回甘一样，让我觉得生活是值当的。

我不会宽慰人，但我这些道理，沉淀了太多的生活的真货，听了一生戏的岳母，我觉得她完全听进去了。

自1980年考上大学走入大城市，至今快40年了，我就在大城市求学、安家立业、生子育儿、旅游出差，满世界地跑，心中便有两个“家”：一个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小家，一个是家乡。前者有我的妻儿，有我打拼的“事业”、职场和跟工作理想爱好相关的朋友圈；后者有我的父母兄弟和生长的背景，是安放灵魂的山水乡关。我们每年都要在这两个“家”中间来回奔突，抢车票、买礼物、挤火车，为了那顿在大山头上的“团圆饭”，把所有的劳顿、拮据都揉进最坚韧的隐忍里去。

这是我们这些“跳出农门”的一代学子的宿命。

在家族的谱系中，我们是“有出息的”子孙。相较于在土地里刨食的父辈，我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，有体验现代技术和时髦的先机，有掌握一定<<和<<资源的人脉圈。我们就“有责任”用这些优势去为家族和家乡人寄生活费、“找路子”、排忧解难。

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城里人，那你是幸运的，因为你至少要减少一半的类似的烦恼，但你也是非常不幸的，因为很可能你的另一半和另一半<<关系完全不理解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来自肤色黝黑的亲戚们的“非分”要求！如果你的另一半也来自乡下，那你很不幸，因为你的那些烦恼得乘以2，但你可能也很幸运，因为，你的另一半和另一半<<关系能够理解你的那些烦恼。

围绕着这些“烦恼”展开的生活情节，将占据我们这些从山野里走出的“凤凰男”的大部分生活篇章。

我属于后者。我夫人也来自偏僻的农村。她家在离县城20多公里外的山村，是山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秀才，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结婚第一个月开始，就在微薄的工资中抽出40元来，每家父母各寄20元，接济父母姐弟捉襟见肘的生活开支。随着工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寄出的“生活费”从20元涨到50，到100，到300，直到今天。父母生日、过年过节，还要额外地追加一些。添置了新的电视，就将旧的电视机千里迢迢地带回老家来，给父母寂寞的岁月增添一点热闹和现代气息。

我们的父辈这一代农民，是最辛苦最委屈的一代人。他们把精壮的年份无私地献给了高投入低产出的集体主义<<实验，无条件地响应政府五花八门的<<和经济运动的号召，交名目繁多的农业税、兴修水利、学大寨改造梯田、计划生育，支援城市建设，支援国家项目，到了晚年，他们贫病交加，医疗、养老全无着落，都靠子女们去分担。由国家行为造成的毫无私人储蓄的庞大老人群落，最终靠一个古老宗法<<的“孝”字去照顾。

感谢改革开放，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有了上大学、打工的机会，在“<<主义市场经济”的大氛围里，家家生活都有了很大起色。农业税取消了，老家亲人又有了农村合作医疗，现在回乡探亲，不再需要大包小包地带回那些淘汰了的旧衣服旧家电，不再担心经济逼仄的亲友们的救助需求。

但是，家乡也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家乡了。

因为打工，因为上学，现在的村庄平日里是十室九空。留守的都是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。

村部宽阔的操场上，坐满了衣着鲜亮的老人，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倾听着留着小辫子、精力充沛的小伙子的演讲。这小伙子从催人泪下的新时代孝心故事开篇，把这群老人紧紧地攥在了他接下来要演绎的逻辑中：

“孩子们都很忙，他们有没有孝心？你不能说他们没有！他们忙啊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<<，他们得去打拼不是？那谁来帮你们养老？谁来照顾你？大爷大婶们！记住，是我们自己。你们看，这款电饭煲，他有超强的智能设置，你可以用电话命令它为你做饭，煮粥，你还可以随时用手机遥控，用手机命令它几时开始加热，你回家了，你打开电饭煲，就能吃到现成的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米饭了。”推销员小伙子的演说非常成功，2880元一台的电饭煲捎带着“赠送的”一些塑料的盆盆碗碗就卖出了6台。

“多半是骗人的。”村<<<之一的H跟我说。

“那你咋不制止他们呢？”我说。

“钱是他们的，要花要用是他们的自由。我要阻止，大爷大妈们会骂我多事的。”

母亲说她知道那是“洗脑”的把戏，她不会买任何东西的。但是，她说她经常去听这样的推销活动，有时候跟着一起流泪，卖东西的太会说了，都说到心坎儿里去了。

探亲假就快结束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到那喧嚣的京城，把生活的钟摆重新调回到那熟悉的节奏：早起、阅读、早饭、上班、午餐后的暴走、开会、陪夫人散步、微信圈、抽空给老人们打个电话。春节可能千里驱车重回大别山，也可能买个卧铺。

父母在，故乡就在。

父母不在，四海为家。

[2017年8月27日，于大别山深处]